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 中国终于有了一个教育部门的司长

作者简介 

唐虔 1950年生于北京，在清华园长大；1968年从清华附中到晋西北农村插队；1973年进入山西大学学习；1978年考取研究生和国家公费留学资格，次年赴加拿大温莎大学留学，获得运动生理学硕士和生物学博士学位。

1985年进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先后任二秘、一秘，从事中加高等教育交流和留学生管理工作。

1989年回国，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后改称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司综合处处长，1992年调任陕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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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15日是个星期一，这是松浦总干事正式上任的日子，开启了他的十年执政期。巧的是这天早上我上班在总部大门口正遇上乘车到达的松浦，他满面笑容，神色轻松，见到我马上与我握手寒暄。当时门厅里还有不少各部门的同事在等电梯，他们大都露出诧异的眼神，不知道新来的总干事怎么会认识我。

2000年，刚当选为总干事的松浦晃一郎。

松浦上任之初就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他的竞选纲领之一就是要革除马约尔担任总干事最后几年产生的一些弊端。包括马约尔以“个人晋升”的形式任命了很多高级官员，例如，处长应该是P5级，但是一些处长作为“个人晋升”被提升为D1级，成为“司长级处长”。当时整个教科文组织一共有约100个D级职位，但是D级官员却有近200人。我所在的教育部门，在总部的D级职数应该是6个，但是当时却一共有18个D1或D2级的官员。

松浦的做法是调整组织机构，定岗定编，对D级官员重新任命。多余的D级官员，有的外派到驻会员国的办事处去任职，有的到点退休，快到退休年龄的动员他们领取补偿金提前退休。这是一个牵涉范围很广的变动，松浦上任后这个过程整整持续了一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所有D级官员都使出浑身解数竞争这些职位，可谓是“僧多粥少”。这些官员各自国家的代表团也都纷纷以各种形式向松浦施加影响，为他们说项，争取实职。后来松浦对我讲，那段时间他承受的来自会员国的压力实在太大。

2000年6月，松浦宣布了新的总部机构设置。教育部门设立一个行政办公厅和五个业务司：按教育层次设置基础教育司、中等与职业教育司、高等教育司；另外设置跨层次的教育战略与政策司和教育质量促进司。不过随之而来的人事安排让高层颇费斟酌，教育部门以前的18名D级官员此次只能安排6人（5个司长和1个办公厅主任）；原有处长职位32个，现减为16个，调整幅度之大在内部引起不小的震动。松浦总干事的这项改革还是很有魄力的。总部对外联络部门的处长日本人冈岛即将退休，他动员我去接任他的位子，说我搞对外联络一定非常出色。不过我从中国的需要和个人的前景考虑没有离开教育部门的愿望。松浦竞选时的“管家”、日本常驻代表团的公使都筑在完成任务之后即将返回日本，我请他吃了一顿饭为他饯行。席间我也征求他的意见，都筑说：“松浦总干事还是想要你留在教育部门。”都筑与松浦总干事关系很近，这话应该是松浦的意思。

2009年，作者陪同松浦总干事（左）出席活动。

鲍尔离去，松浦总干事决定公开招聘教育助理总干事，同时任命已经退休的教科文组织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教育局”的原局长雅克·哈拉克临时代理教育助理总干事，主持教育部门的工作。哈拉克是法国人，是一位业务上很有成就的教育专家，以管理严厉著称。哈拉克一到任就召集部门所有管理层官员开会，宣布要调整机构，厉行改革。此人个子不高，英语、法语都讲得相当好，他一脸严肃，难得露出笑容，让不少同事很紧张，不知他要闹出多大的动静。我以前并不认识哈拉克，在会上他逐一问出席人的姓名，介绍到我，哈拉克手往天上一扬，说：“啊，是唐先生，你是一个重要人物啊！”他的话让所有在场的人包括我自己都非常诧异，我后来猜到是松浦向他说起过我。

过后不久，中等与职业教育司司长被松浦调职离开了总部，哈拉克找我谈话，要我代理司长，并且要我给他写一份不超过两页纸的文件，提出对这个司今后工作的想法。这是我第一次与他正式谈话，虽然不熟但是谈得很融洽，我感到他似乎对我很信任。我回去就找了司里的另外两位处长，要大家群策群力提出有关前景的建议。他们一是高兴我代理司长，二是头一次所有处长在一起讨论长期发展方向，所以积极性甚高。我们用几天时间就完成了一份两页的方向性文件交给了哈拉克。文件观点鲜明，表达简洁清晰，让哈拉克刮目相看。

2000年7月中旬，我陪松浦总干事到波恩去签协议，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可能更增加了松浦对我的信任。那天我一早与教育部门办公室主任德国同事汉斯·瑞森到机场陪同松浦飞往波恩。临行前一天我把要签字的协议文本和总干事在签字仪式上的讲话稿都准备好，讲稿送到总干事办公室，我当时留了一个心眼儿，把讲稿多备了一份放在身上。飞机上乘客不多，途中我看到松浦还拿出讲话稿阅读。中午到达科隆机场后，我们在德国联邦政府官员陪同下出席教育与科学研究部和经济合作部的两位国务秘书和波恩市长招待总干事的午餐会。下午，教育与科学研究部的女部长来到国宾馆，与松浦总干事一起出席协议的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很隆重，宾馆的大厅放了一张长桌、两把椅子，后面有一面德国国旗和一面蓝色的联合国旗帜。此时厅内已经聚集了近百名受邀参加签字仪式的各界来宾。签字后德国女部长首先站起来发表讲话，谈及建立这个中心的巨大意义。此时松浦坐在部长身旁，我忽见他四处观望，像是在寻找什么，我马上走到松浦身旁。松浦小声问我：“你身上还有一份讲话稿吗？我的那份被我遗落在飞机上了。”真是“有备无患”，我马上从提包中拿出我带在身上的备用讲稿递给他，松浦如释重负，在主人讲话后拿着讲稿发表了讲话。同事汉斯在旁边看到了这一幕，凑在我耳边说，幸亏你多带了一份。

签字仪式很圆满，此次是我第一次陪总干事出差，给总干事提供备份的讲稿让他免于陷入尴尬境地，这件事给松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多年之后他还向我提起过。可见，关注小事与细节总不会吃亏的。

2010年，作者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九任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左）交谈。

两周后，松浦在办公室召见我。一见面他就笑容满面地告诉我，他已经决定要我接任中等与职业教育司的司长。他已经与哈拉克谈过了，哈拉克非常支持他的决定。松浦还说哈拉克这个人待人严苛，轻易不说人好话，但是却对我的能力赞赏有加，问我是如何做到的。他对我说，许多会员国特别是那些有影响的大国都向他施加压力任命自己国家的人，但是作为总干事，他说：“我总要用能干的人！”我对松浦说，我很能体会他的处境，我一定会努力工作。随后，代理助理总干事哈拉克也告诉我，我将会负责这个司的工作，我们还一起讨论了教科文组织将来在中等教育、科学教育和职业教育这几个领域的工作重点。他夸赞我为他准备的计划很好，有高度。

2000年8月底，松浦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方予以很高的礼遇。松浦受到朱镕基总理接见，并且分别与外交、教育、科技和文化四部的部长会谈。朱总理肯定了松浦的改革，并提出教科文组织应更注重文化的多样性，松浦表示赞同。访问结束后，中国常驻代表张崇礼大使在巴黎向我通报，松浦在北京向中方表示，他将任命我为司长。

2000年12月初，总干事宣布了总部各个岗位负责人的任命，我被正式任命为中等与职业教育司司长（D1级）。教育部门的其他五个司长都是原来的实职司长，我是唯一从处长升上来的。松浦上任一年之后，终于尘埃落定。自中国恢复在教科文组织的合法席位后，首次在该组织最重要的教育部门有了一个司长职位。

2000年底，代理了8个月助理总干事的哈拉克结束了他的使命，教育部门为他举办了一个离任招待会，松浦总干事也来参加，给足了哈拉克面子。哈拉克在他主政的这8个月确实做了很多事情，以其硬派作风推动了改革，确实有成效。我以前并不认识他，但是他到来后似乎对我很欣赏。他平时不苟言笑，不少同事挺怕他，但是他每次见我都是和颜悦色的，还常常展现出幽默的一面。我很敬佩哈拉克，在他身上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尤其是他强硬的领导作风。可惜他领导我们只有8个月，不然我们会受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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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 |《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作者 | 唐虔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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